酝酿币制改革“十分保密”
    进入1948年，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控制地域在缩小，物资产出在减少，而货币发行还在大量增加，政府开支几乎全靠印钞票，国统区合法货币———法币面值最高已达500万元，发行最多时达到了每天10万亿元这样令人目眩的数字。如此过量的发行，自然刺激物价持续走高，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
    法币与美元兑换价超过1000万比1，法币几乎失去支付功能，濒临崩溃的边缘。
    对于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蒋介石极为忧虑，认为“应速谋彻底改革之道，方能挽救此危局”。1948年5月，国民党政府改组，地质学家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出版家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表现自己干实事的形象，王云五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奉蒋的旨意，推动进行酝酿已久而迟疑不决的币制改革。
    金圆券币制改革的酝酿过程“十分保密，除了极少数人接触并审议过此议案外，外界并没有研讨过”。但即便如此，在事先知晓的国民党高官中仍不乏反对派。7月底，蒋介石在避暑胜地———浙江莫干山审议币改方案，在蒋介石询问前央行总裁、著名金融家张嘉璈的意见时，张告诫蒋，“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巨。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贬值，将无法抑制。”张认为，“物价绝对无法管制……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请蒋“慎重考虑”。但张嘉璈的反对意见并未影响蒋介石的决策。      蒋经国上海“督导”
    8月20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等项规定，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主要内容为：1.以金圆券取代法币，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2.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应兑换为金圆券；3.国人存于国外的所有外汇资产，凡超过3000美元者，应申报登记并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4.严格管制物价，所有物品及劳务以8月19日价格为准，惩处囤积居奇者。与之相配合，在各重要经济区域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上海区督导员为央行总裁俞鸿钧，由蒋经国协助，蒋介石同时电令各省市政府，强调“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
    金圆券改革之初，运行似乎还算顺利，这与蒋经国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督导”有关。蒋经国在上海发动“打虎”运动，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颇为轰轰烈烈。面对上海资本家对币改的观望不定与消极抵制，蒋经国颇为恼怒，他以“囤积居奇、操纵黑市交易、扰乱金融秩序”等为由，先后下令拘捕申新纺织集团负责人荣鸿元、鸿兴证券负责人杜维屏（杜月笙的二儿子）等人，同时对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杜月笙的总管）、永安纺织集团负责人郭棣活等予以警告。这些人过去都    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如今却遭此待遇，不能不惹起他们内心里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强烈不满。
    蒋经国在上海实施严格的经济管制，确有以此平抑物价、稳定经济的意图，并在币改之初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问题在于，强令限价违背了经济规律。工厂因原料来源缺乏而减产停工，商店进货困难，攸关民生的大米入沪数量从每日数千石剧降为数十石，这些情况必然导致市场和民心恐慌，发生抢购，动摇限价。
    
扬子公司舞弊案
    面对经管顿挫的困境，蒋经国“进退两难”，种种矛盾的交织演变，终以扬子公司舞弊案发而使蒋经国的“打虎”遭遇重挫，币制改革与经济管制的颓势遂不可逆转。
    扬子公司为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办，一向以其特权套购外汇、买空卖空、牟取暴利而为世人所侧目。币改开始后，蒋经国起初有意处理扬子公司，但是孔令侃先是搬出其小姨妈宋美龄向蒋经国说情，未能说通后，他又说动宋美龄搬出蒋介石亲自干预。
    经济管制失败，行政院通过《改    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随后又取消了发行限额。
    蒋经国则公开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蒋经国在上海执行经济管制的工作尤其是其“打虎”行动，以轰轰烈烈开场，以偃旗息鼓收场。
    
币改牺牲者
    币制改革失败后，金圆券发行数量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那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涨幅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但是，在币改中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4797万美元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美元元。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惟这份    “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便化为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而成乌有，各个阶级和阶层，除了那些官僚豪门之外，都是这次币改的牺牲者。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人民之信用，由于每次立法结果使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更有何人愿守法？”国民党对于当时沸腾的民怨当然也是心知肚明。吴国桢回忆说：“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惟一的储蓄。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