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观看日本战俘演出
    1944年冬，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
    礼堂内熊熊燃烧的炭火盆驱走了严冬的寒意，观众中不时传出阵阵的掌声和喝彩声。
    舞台上话剧《岛田上等兵》首次公演。
    剧情正不断地深入。主人公岛田喊出了下层日军士兵的心声：我们反对虐待士兵！我们要求结束战争，早日回国与家人团聚！反面人物———一个戴近视眼镜、体格粗壮的日军少佐冲上台来，一个耳光狠狠地扇了过去，把岛田打倒在地，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不堪忍受的岛田终于举枪打死了毫无人性的长官，宣布投靠八路军。在一片欢呼声中，全剧达到高潮……观众席的前排中央坐着毛泽东和边区党政军其他领导人。他们连同在场的其他观众，都被剧情的发展紧紧地吸引住了。
    这台话剧出场人物有十五六个，包括八路军和日本士兵、伪军形象，内容根据华北日军中发生的真实事件加工提炼而成，着力刻画了下级士兵在日军等级制度下，怎样受着残酷的压迫，怎样向往光明。
    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轻声向毛泽东解释道：“这些演员都是我们学校的日本学员。扮演主人公岛田上等兵的演员名叫吉田太郎。他是所有日本学员中汉语说得最好的。1938年7月在山西被我们俘虏时，他曾刺伤咽喉企图自杀。喏，他脖子上的那条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那位戴近视眼镜、扮演日军中队长的叫梅田照文。他是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被我们俘虏的。排演这个戏分配角色的时候，日本学员都不愿意演日军中队长这一反面角色，都觉得这个角色不光彩……”“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毛主席扭过头打断赵安博，然后又自问自答，“你们一定是用硬性摊派的方法喽！”赵安博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我们做了点儿工作，说从艺术角度考虑就他的形象符合角色。他总算勉强同意了。但在演殴打士兵那场戏时，他下不了手，是鲁迅艺术学院派去的指导老师反复启发才出了效果。”      整场演出近两个小时。“这个戏很好，内容很丰富，演员演技也不错。”当大幕徐徐拉上的时候，毛泽东夸赞道。这台话剧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艺术指导、延安日本工农学校集体创作演出的。
    
毛泽东亲自为战俘学校命名
    1940年10月，延安。一封署名“林哲”的信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来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改造日军战俘的专门学校。“林哲”的真实身份是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又名野坂参三。他于1922年7月15日创建了日本共产党，1925年当选为日共中央委员，1931~1940年为日本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共产国际重要领导人之一。
    1940年4月，冈野进从莫斯科经新疆秘密来到延安。他的身份当时还是秘密的，只有中共中央少数领导人知道。冈野进的到来使延安成为在华日本人反战的中心。194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延安的被俘日人森健、高山进、市川春夫等人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就与他的倡导与组织分不开。
    破敌之策，攻心为上。“林哲”的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毛泽东大笔一挥，这所战史上绝无仅有的学校命名为日本工农学校。
    1941年5月15日，经过半年多的筹备，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里隆重地举行了开学典礼。当时学校坐落在延河旁边，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马列学院、民族学院、新华社、解放日报社、抗日军政大学为邻。学校的教室是一栋用土坯砌成的200多平方米的平房，与教室并列的是食堂，此外还有宽敞明亮的宿舍。当时总政治部还从延安马列学院等单位，为这所学校选派了留学日本多年、能用流利的日语讲课的王学文、李初梨等得力的干部。
    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制暂定为一年。开设的课程主要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按不同的程度分高、中、初3个组。学校的开办经费完全由八路军供给部拨给，优先保证；但日本学员还是自动成立了农业生产组、木工组、纺线组等。日本学员的物     质生活待遇十分优厚，平常吃小米饭、白馍，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顿顿有肉，一周吃一次大米饭、一次饺子。
    每位日本学员每月还发给3块钱的津贴，相当于八路军的连级干部标准。当时八路军战士的津贴是每月1元5角，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以上5元。就连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每月也只有5元的津贴。当时延安的物价不是很高，学员们钱花不完就存了起来。抗战胜利后，学员们用积蓄的钱买成衣物，带回战后缺吃少穿的日本，还惹得不少人眼馋呢。
    
一段改变命运的心路历程
    随着敌后抗日力量的不断壮大，送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日军俘虏也越来越多。他们有的来自晋东南，有的来自晋西北，有的来自山东，有的来自晋察冀，他们每个人来延安的经历都是一个曲折的故事……1940年8月，25岁的日军下士香川孝志在百团大战中被八路军俘虏。他所在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4独立混成旅团第14中队第4小队当时正负责守卫石太线。来华作战前，长官不只一次地灌输日本皇军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在交战中当俘虏。当了俘虏即使侥幸不死，不仅本人回到日本后会被制裁，而且国内的家属也要遭白眼。因此在碉堡被八路军围困时，他成了亡命徒，子弹打光了，就投出了最后的催泪弹筒。八路军从碉堡的枪眼中塞进了燃着的破布，他就昏头昏脑地当了俘虏。
    一位30多岁、温文尔雅、讲一口流利日语的八路军干部，接待了包括香川孝志在内的日军俘虏。他就是晋东南军区敌工科科长张香山。张香山很熟悉日军内部的情况，替俘虏们     想得十分周到：“如果你们的部队知道你们当了八路军的俘虏，那么你们在日本国内的家属也一定会遭难的。所以你们应该马上考虑另起一个名字来代替原名。”于是，香川孝志就变成了梅田照文。
    被俘之后，张香山提出把他们送往延安。
    于是，在晋东南通往陕北的乡村小路上，出现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中的十六七个人虽然身穿八路军的军服，却说着当地人听不懂的叽哩咕噜的话。带队的同志解释说他们是“广东的八路军”，既不会说也听不懂北方话。从山西省麻田到陕北延安，直线距离不足400公里，他们却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6月走了半年的时间。一路上，不时遇到战斗，这些奇怪的“八路军”却总是绕着走。偶尔他们也遇到一些开赴前线的八路军。八路军战士得知这支队伍的大部分成员真实身份后，向他们投去鼓励的目光，唱着《八路军进行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他们让路。到了延安的时候，这支队伍中的日本人也可以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唱这两首歌曲了。
    沿途的经历给梅田照文一行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他们亲身感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的力量，也亲眼看到自己同胞在“王道乐土”上的烧杀奸淫，看到中国老百姓与八路军之间的鱼水之情。护送他们的八路军战士丝毫没有把他们当俘虏虐待的意思，在战斗中保护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宁可自己吃粗粮也要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每到宿营地就为他们烧热水让他们泡脚。如果说1940年离开麻田时，他们还抱着当俘虏兵的抵触情绪，1941年6月到了延安之后，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看作是抗日洪流中的一分子了。
    (据《中国国防报》）